我叫程才，出生在一个小县城里，在家里排行老二，上面还有一个大哥，我们之间只相差一岁，我和我哥从小打到大。
我们老家在农村，离这个小县城有一百多公里，每年的春节，爷爷都会带着我们回老家过年，因为奶奶生活在农村。
我爷爷初中毕业就去学徒，那时候学徒很辛苦，没有工钱，只要能吃饱肚子就行。
听我母亲说，爷爷在二十来岁的时候，离开了他学习徒的地方，徒步走了几十公里来到了这个小县城，由于他的算盘打得好，做的账目非常整洁清晰，在当地的一家单位做了一名会计。
我爷爷奶奶是近亲结婚，他们育有两个孩子，但都是天生残疾，父亲是聋哑人，叔叔是个傻子。
因为都是残疾，所以没有办法上学，那时候还没有聋哑学校，我爷爷就将父亲送去学木匠。
至于我叔，因为他的脑子不好使，所以一直在家跟着我奶奶，有时候帮忙干点体力活，我叔虽然傻，但他非常听我奶奶的话，因为我奶奶对他真的很好。
多年以后，我的父亲到了适婚年龄，因为是残疾人，所以没有女孩愿意嫁给我爸。
后来，我爷爷就找到了他的兄弟，也就是我的二爷，他家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，经过商议之后，他们决定用换亲的方式为我爸寻得一门亲事。
我母亲家也非常穷，她在家排行老二，上面一个哥哥，下面三个弟弟，后来母亲病故，她们最小的弟弟也跟着母亲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就这样，我大舅娶了我的姑姑，我二爷家的长女，也就是我现在的舅妈，而我爸就娶了他们的妹妹，这就是换亲。
后来我爷爷通过关系把我爸和我妈从农村老家带到了县城。
我爸是木匠，我爷爷就想办法托关系把我爸安排在一家建筑公司，然后再从建筑公司以借用的方式把我爸调到我爷爷的工作单位，这样一来可以方便照顾他。
而我妈被我爷爷安排在了单位的大食堂里当起了服务员，虽然工资不高，但好歹也算有了一份微薄的收入，可以减轻我爷爷的负担。
我母亲婚后第二年，就生下了我哥，后来又意外怀孕，母亲觉得一个孩子太孤单了，两个孩子可以有个伴，所以就留下了我。
听我母亲讲，那时候国家已经开始实行计划生育，但是国家抓的还不是很严，在我出生的第二年，国家对计划生育抓得非常严，只要发现有人生二胎的，就要面临高额罚款。
大概在我三岁的时候，因为大人们要上班，没有时间照顾我们，我爷爷让我妈把我和我哥送到大院子里的托儿所，那里是单位里职工孩子的集中营。
记得刚去的几天，因为不适应，再加上害怕，刚进去就闹着要跟妈妈走，但我哥不是，他好像到哪都是自来熟，我妈没办法就把我哥丢在托儿所，带着我去上班。
后来爷爷知道我妈每次只送我哥去，回头把我带去上班，他就狠狠的训斥了我妈，从那以后，我和我哥一样，每天上午七点半就送去托儿所，中午回家吃饭，下午继续。
时间长了，也就适应了对周围的人都熟悉了，就算我妈不送我去，我自己也能走路过去。
下半年，我哥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，我爷爷我把我哥送到了工作单位北边的机关幼儿园。
有一次中午，我把头伸出门外，看见我哥跟着我爷爷身后往家走，我知道我哥放学了，一会妈妈就要来接我了，心里非常开心和激动。
小时候跟母亲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，不管什么事情或者在哪里我都喜欢粘着母亲，只要母亲不在身边，就感觉浑身不自在，好像缺乏安全感。
小时候最怕的几件事情，比如说理发，打针，还有就是吃面条。
以前的理发跟现在还不一样，现在的都是电动的电推，而以前的都是手推，那玩意儿推不好就容易夹着头发，特别的疼，感觉每次理发就像要了自己半条命似的，所以就害怕理发。
还有一个就是打针，小孩子最怕的就是打针，以前头疼脑热的基本上都是靠打针，而且一针下去就能见效，那时候基本上用的都是青霉素，效果比现在的好上百倍。
最后一个就是面条，小时候吃面条感觉特别难吃，每次听说晚上要吃面条的时候，就会主动去盛面条，因为害怕家人给自己的碗里盛上满满一碗的面条。
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，能吃饱肚子就已经很不错了，你买什么都得用粮票粮票是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，中国在特定经济时期发放的一种购粮凭证。
记得小时候有一天晚上，爷爷为我和我哥盛好面条，然后就和爸爸去澡堂洗澡，因为晚上食堂有宴会，所以母亲下班就晚一点。
我和我哥两个人捧着碗，看着碗里的面条，却一点食欲都没有。为了解决掉碗里的面条。
我想了一个馊主意，决定以游戏的方式解决掉碗里面条。
我走进房间里拿了一块积木，然后出门外来到我哥面前，他看着我手里拿的积木，但不知道我想干什么。
我突然把积木放进他的碗里，然后转身就跑。
我哥赶紧拿从碗里拿出积木，然后在后面追着我，就这样，我们两个人一边跑一边丢积木，碗里的面条随着积木和我们的奔跑，有一大半都洒落在地上。
看到碗里还剩下三分之一的面条，我和哥哥两个人将剩下的面条全部吃光了。
后来爷爷跟爸爸洗完澡回来，看见碗里的面条都吃完了，然后把碗筷洗完，放进了篮子里。
第二天天亮，我和哥哥还在睡梦中，就被爷爷和父亲叫醒了。
等我们穿好衣服，来到门外的时候，发现对面的烂泥地里到处都是洒落的面条，当时心里慌的一批。
父亲抄起旁边的棍子就是一顿猛抽，打的我和大哥嗷嗷直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