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贞观九年（635年），大秦国有大德阿罗本带来经书到长安，由历史名相房玄龄迎接，获唐太宗李世民接见。自635年开始，景教在中国顺利发展了150年，与祆教及摩尼教并称唐代“三夷教”。
景教在唐代初期博得皇帝好感，李世民曾批准教徒在长安兴建庙寺一所，初称“波斯寺”，后更名为“罗马寺”、“大秦寺”。自太宗至唐德宗，景教在贵族之间的发展极快。高宗时，赐号阿罗本为“镇国大法王”，并下诏于诸州建景寺，往后教堂亦挂上历代唐朝皇帝像，使景教得以广泛流传。
景教在中国演化时，大量参考佛教概念。四福音书的作者，均改以“法王”称呼：玛窦是明泰法王、路加是卢珈法王、马尔谷是摩距辞法王、若望唤成瑜翰法王；教堂叫作“寺”；大主教叫“大法王”；教士自然叫作“僧”。天主的称呼则取叙利亚文音译，叫作“皇父阿罗诃”，亦有按道教规则以“天尊”称之者。
在中国佛教及道教影响下，景教有发展成综合主教的倾向。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作者景净曾着有《志玄安乐经》，教导世人如何得到安乐。经文按照儒家经典《中庸》的格式撰写，渗入“无为”、“清净”等中国哲学概念，经文曰：“无动无欲，则不求不为。无求无为，则能清能净。能净能净，则能晤能正。能晤能证，则遍照遍境。遍照遍境，是安乐缘。”
唐代儒释道三教鼎立，景教传入中国后为了适应和生存，便极力顺应，进行本色化的努力。景教在教义叙述中采用了道家所常用的语句，如以道家之“天尊”称基督教之“天主”(《序听迷诗所经》)；形容其“上主无元，湛寂常然”(《老子道德经》“湛常存”)；“鼓玄风而生二气”；“浑元之性，虚而不盈”(“道冲，而用之久不盈”)；而信徒应“无欲无为”，“能清能静”(《志玄安乐经》)。至于报出家门之“真常之道，妙而难名，功用昭彰，强称景教”，就完全是《老子道德经》“道常无名”，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漠！独立不改，周行不殆，可以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吾强为之名曰大”的语气。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中称：“宗周德丧，青架西升。巨唐道光，景风东扇”；分明是说老子于周朝末年骑青牛西行的故事，而盛唐景教东来，则含有老子之教再兴之意。
来华的景教士不但附会道家之言，更借助于当时极为兴盛的佛教的术语：妙有、慈航、世尊、僧、大德、法王、慈恩、功德、大施主、救度无边、普救度等。景教典籍也多模仿佛经形式，用语也多与佛经相仿；并以“佛”代称“天主”、译作梵文之阿罗诃；且景教人物的汉译多称为“僧”，如僧景净、僧业利、僧行通、僧灵宝；约翰译为瑜罕难法王、路加译为卢伽法王、马可译为摩矩辞法王、摩西译为牟世法王。此外，作景教碑文的景净也曾参与佛教经典的翻译工作。
另外，景教在中国还非常强调儒家思想之忠孝二道。景教碑极力宣扬帝王功德，赞美唐太宗“赫赫文皇，道冠前王”；赞美高宗“人有康乐，物无灾苦”；玄宗“皇图璀灿，率土高敬”；肃宗“止沸定尘，造我区夏”；代宗“德合天地，开贷生成”；德宗“武肃四溟，文清万域”。并大力提倡上层宣教路线：“道非圣不弘，圣非道不大，道圣符契，天下文明”。“帝王从圣教，上行下效，而异端邪说，不能而阻之也”。还宣称讽颂景教《志玄安乐经》能够安邦定国：“行吾此经，能为君王安护境界，譬如高山，上有大火，一切国人无不睹者，君王尊贵，如彼高山，吾经利益，同于大火。”另，该教从敬畏神顺势又导引出忠君孝亲即尊君事亲思想：“为此普天在地，并是父母行据。此圣上皆是神生，今生虽有父母见存，众生有智计，合怕天尊，又圣上，并怕父母。”；“众生若怕天尊，亦合怕惧圣上”；“先事天尊，第二事圣上，第三事父母”(《序听迷诗所经》)。为了顺应中国国情，景教甚至开了祖先崇拜的先河，其碑文称：“七时礼赞，大庇存亡”。既为生者祈求息灾延命，又为死者祈求冥福。高宗皇帝继位，仰慕真道。于诸君建立景教寺，立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。大道畅通行于民间，国安民富。景教寺遍布各城，家庭殷实而幸福。
唐朝尊老子为祖先，奉道教为国教，采取措施大力推崇道教，提高道士地位。唐高祖规定“道大佛小，先老后释”，唐太宗重申“朕之本系，起自柱下”，搜集晋魏时期隐流、秘传的道书，普传大道。唐高宗尊奉老子为“太上玄元皇帝”。唐玄宗积极推动道教内部改革，让道教回想黄老的辉煌时代，剔除天师道巫术迷信色彩。发展道家义理，使道教在偏离道家之后，再次对道家的回归。如果说寇谦之对道教改革未完成与彻底，那么唐玄宗时期基本已经完成，道教发展到全盛，社会上的崇道之风发展到极致。盛唐高道辈出，孙思邈的《千金方》推动了医药学的发展，李淳风的《乙巳占》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，成玄英、李荣和王玄览的重玄学说发展了道教理论建设，茅山派宗师司马承祯、吴筠、杜光庭的《坐忘论》、《天隐子》、《玄纲论》、《神仙可学论》、《宗玄先生文集》、《道德真经广圣义》等提出的修炼方法成为内丹学先驱，道教学者对教义、修炼、斋醮及科学技术都做出了巨大贡献。此时的道派在理论教义和法术科仪上相互融合，以终南山少阳派（全真道前身）、茅山宗为道教主流。